在古典人权理论中人权主体是有限的。

[8]这种现象在很多高校都存在，法本法硕入学的第一年学习时间基本上都被用来接收法学本科阶段已经学过的上述课程的重复教学。首先，与法学硕士相比，法本法硕虽然本科也为法学专业，但并非以培养研究型和学术型硕士为目标。

而法本法硕的专业科目和题型则有国家统一规定。这种模式的启示在于真正的探索适合自己的模式才是最重要的。【注释】 [1]依据2009年3月19日教育部发出的文件《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教研〔2009〕1号）的定义。非法本法硕的则是高层次的复合型、应用型法律专门人才。进入 常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律硕士 法学硕士 法学教育 法律职业 。

都按照指导性培养方案的规定实习的时间不少于6个月。[20]《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硕士（法学）培养方案》规定：各承办学院应配合导师组，选派在具有丰富理论知识与实务经验的硕士生导师组成导师指导小组，并以兼职导师的身份聘请实务部门具有相应资质的专家加入。如果秉承国家主义，则正式法律至上，不论其能否造就法治。

相反，凡是法治化程度较低的地方，人们依法行为的程度必低。那么，法治之法究竟需要哪些与其配套的制度要素？笔者认为，这些要素有法治观念、法治组织（主体）、法治行为和法治监督四个方面。第三，法治之法的机械性与法治之制的可变性可能造成两者间的错位。法治不力的地方，法治监督要素大率松弛。

法治之法的单面性指的是它只反映或体现法治某一方面的要求，即法治对规则的要求，但规则的具备对于法治可能有两种结果：其一是规则导致法治其它要素与之配套，表现为实有的法治。虽然，在那些具有良好法治传统的国家，规则与其它制度的同构一般不存在问题，但事实并非全然如此。

摘要：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法治国家，是我国既定的目标追求。而作为个人的非组织化的主体，即便未得到法治之法的认可，也不是其可以取缔的对象。然而，中国所从事的现代化却是一个具有明显追赶性质的事业，法治也不例外，这就必须借助权威或精英的力量进行推动，甚至不惜借强制力量割断与法治悖反的传统文化成份，并以同样的方式推行世所公认的法治理念。这种模式泽惠所及，几达半个地球。

监督是法治之法的基本保障和必须要素。法治监督的根据和标准只能是法治之法的规定和要求，其对象是权力运行，其目的是权力行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问题在于现代科技和信息的发展在为社会主体提供更好的自治条件的同时，也为国家权力提供了更方便的干预条件。但在现实中，两者的错位时有发生，以致当代法学在社会法学的深刻影响之下，把"活的法"视为真正的法，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与传统良法法治观，"硬法"（严格规则）法治观相对应的"软法"法治观（注：参见严存生：《略论法制观念的现代化》，载《法制现代化研究》第2卷，第204页以下。

与法治观念相对，法治组织（主体）是法治之法的硬件。法治行为也只能产生在法律之后，没有法治之法，便无相关的法律行为，存在于法律之前的行为，并不是法律调节的当然对象，因此，法治之法一般要求其颁布后的主体行为与它同构。

第三，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相同构的模式是多样的，中国作为法治后进型国家，实现两者同构的方式显然具有多模式综合性。众所周知，英国普通法和衡平法是在长期经验积累中发展起来的，其间，法律规范和法治其它要素间紧密结合，形成一套严密的经验逻辑体系，并最终导致了在当今世界具有明显主导性的经验主义法治模式。

第二，自治性同构阶段。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文化连续性的文明古国，其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变性大量存在，这正是有人得出中国文化更像法兰西（注：陈寅恪先生曾认为："西洋各国中，以法人与吾国人，性习最为相近。如果说近代欧陆各国通过法治成功地割断了一种神治的传统，并使神学政治转向世俗政治的话，那么，在另一端，它继承了别种经验，即以罗马法为代表的法典理性的经验。参见贺卫方：《英美法与中国》，载《比较法研究》1991年第4期。说其是营养液，则在于法治之法一旦没有法治观念的支持，则必是"死法"，而无法变成"活法"。亚里士多德强调良法之外，守法对法治的重要性（注：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9页。

尤其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到来，价值的多样和规则的多元更为突出，究竟以国家制定的正式法律作为法治的基础，还是以社会通行的非正式法律作为法治的基础便日显重要。）和世界统一的国际法，使国际社会出现了明显的法治特征。

虽然法治之法有其统一的、恒定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质，但这并不意味着法治国家的法律无质的区别，相反，要在世界各法治国家找出完全相同的法律则是困难重重的。大体说来，世界各国存在如下两种转变方略： 第一，经验主义转变方略。

显然，这是一个具有明显建构特征的过程。这肯定是一个深刻的创造过程，但对它最终的创造却必须借长期的经验积累。

从广义讲，法律即监督，法治之法即为实施监督的标准和规则，它源自人性的不完善，法律就是人性不完善的救济措施和导人向善的监督机制（注：自基督教以来，"原罪"观念一直是西方法律的理念之一，也是求赎的根本方式。综观上述两种模式，它们都成功地导演着法治，因此，两者之间只有方法的差异，并无价值的优劣。另一方面，即使有可能，也是一个耗时费日的漫长过程。与法治之法配套的法治主体，必须是法律化的主体。

），但良法与该法必须被遵守永远是法治的基本要求。这是指从法治之法到法治之制的过程是借合法权威的力量实现的过程，即通过权威推进，使社会观念、社会主体、社会行为及社会监督与法治之法相对位的过程。

一个国家的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间如果发展不到自治性同构阶段，那么，其法治水平只是低层次的。要使法治之法转向法治之制，则必须克服这一情形。

而大众法律观念主要支配守法、用法和行法。另一种是经验的本体论者，即主张引进英美的法治模式以建设中国的法治，如贺卫方先生的有关论述（注：贺卫方：《英美法与中国》，载《比较法研究》1991年第4期。

第二，建构主义转变方略。），而又有人得出中国法律文化与英美有更可沟通处（注：贺卫方先生认为："在文化的某些方面，中国与英国还有较诸欧洲大陆国家更可沟通之处呢"。法治观念可分为法治的价值观念和技术观念两个方面，其中价值观念决定着法治之法的质态方面，而技术观念决定着法治之法的量态方面。例如在信息网络化社会中，一旦网络出错、信息失灵，则个人的行为将无所适从。

然而，法治之制与其动态性相适应，必须有应变性。即然欧陆建构模式和英美经验模式对中国而言均是建构，那么，在中国究竟应如何实现从法治之法到法治之制的转变呢？笔者认为，这一方略应包括两个阶段。

参见该文中译本，载《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以下。一般说来，超前存在的法治观念常为社会精英阶层所拥有，而在法治之法基础上推广的法治观念则为大众法治观念（注：精英法律观念主要指导立法。

然而，这种强制建构并不是法治的目的，而只是法治发展的一种方式或手段。但这种境界的实现，既有赖于法律观念与法律之间的调适，更有赖于主体对依法行为之道路感的增强（注：从本质讲，依法行为，不论是运用权利还是履行义务，均是具有道德义务性的行为。